1984年耿飚香港表态引发邓小平不满

1984年5月25日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结束，耿飚准备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。突然，工作人员通知他要立刻见彭真委员长。彭真忧虑地告知耿飚，邓小平对他之前的言论非常生气，并要求谨慎处理。随后，他手中传来一份香港报纸，内容涉及驻军问题，耿飚意识到自己在十多天前的一次采访中提到的“或许不一定驻军”被媒体解读为“大陆不会派军队进驻香港”，这可能会对中英谈判产生不利影响。

耿飚并非普通政治人物，作为经过革命斗争洗礼的将军与外交官，他深知香港问题的复杂性，涉及国家主权与外交。于是，在离开大会堂后，他决定不去万寿宾馆，而是回家，司机询问时他表示彭真让他这几天不要外出。两天后，他写下检讨，承认自己的表态不够严谨，并表示将重新学习外交政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耿飚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媒体或以忙碌为借口，这体现了老一代干部的责任感。

而更需要纠正的是外界对中国立场的误解。在与港澳人士的一次谈话中，邓小平强调，香港回归后中国有权驻军，这是主权的体现。他对耿飚的含糊表达表示强烈不满，质问他为何有资格对外发表这样的言论，表明香港的问题必须由中央统一发声。邓小平同时重申，回归后驻军将由中央负责费用，而不需香港承担。 球友会

邓小平并未完全否定耿飚的回答，认为“不由香港承担军费”是合理的，驻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，而非增加香港负担。这一立场使中方的态度更为清晰。驻军问题之所以敏感，源于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央对香港的特殊考虑一直未急于解决回归问题；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，香港的回归逐渐浮上水面。

1979年，港督麦理浩访华，着手探讨新界租约到期后的安排。在谈判中，邓小平明确表示，香港属于中国，回归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应保持不变，“一国两制”概念逐渐成型，香港问题进入中英正式谈判。1982年，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的对话中，坚决指出香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，英国随后调整立场，转向驻军问题，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驻。

因此，耿飚的模糊表态在谈判外部引发了严重影响。邓小平的及时表态不仅是对英国的回应，也是对香港社会的明确信号：中方保留香港高度自治，但不会放弃国家主权带来的防务权。到1984年7月，中英双方设立联合联络小组，谈判障碍逐步减少，并于12月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确定中国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。 球友会

耿飚在国家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，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，并于2000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1岁。这一风波也成为香港回归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